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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朱熹为一大儒，必能受人实攻，故阳明子所言，未必非朱熹所喜，此不以小人之心度朱熹也。

[11] 参见：杜保瑞，2010年10月，＜牟宗三以道体收摄性体心体的张载诠释之方法论反省＞，《哲学与文化月刊》437期。在圆教下，道德创造与宇宙生化是一，一是皆在明觉感应中朗现。

───即在致字上，吾心之良知亦须决定自己转而为了别。王阳明主要谈工夫论，然其说预设了形上学，意旨是天地万物的存在依道德意志而有，是道德意志义的道体的创造作用而有的天地万物的存在，工夫论旨是要彰显这个道德创生的宇宙秩序使其在人伦社会上落实，落实之而致理论上说天地万物是由道德意志创生的形上学理论圆满完成，理论完成是一回事，实践而致天下大治才是实际的证成。依牟先生此说，岂不甚为看重此与心为二之理，此物理之理，此事物律，此客观知识。此即含着良知之绝对普遍性。牟先生谈阳明学，开头即主张阳明学是孟子学，其言：其学之义理系统客观地说乃属於孟子学者亦无疑[1]说阳明学是孟子学，笔者没有疑义。

若要说道德的形上学，则说天道为由道德意志之普遍原理以为之最高实体而创生天地万物即可，但毋须并合主体的良知活动而说为实践的及圆教的形上学。一直以来，笔者认为中国哲学除了三教要辩证以外，在各家系统内都应该是一脉相承、互相发明的，只有偏执的哲学家才硬要区分你我、究竟高下。以尊德性、道问学而说的偏於一边义。

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罗整庵即反问这样岂不是等於是是内而非外了。而若是以时人之病批判朱熹理论则又是文不对题，总之，以阳明批评朱熹之说来了解阳明的思路则可，以之认识朱熹就是大谬了。关於朱熹对於《中庸》文本诠释的尊德性与道问题的意见，其实是两者一样重要，且是二合一的[26]，亦即两边互倚、无从割离。

（三）非穷尽天下之理，亦非只穷得一理，但须多积累。先生曰，於事事物物上求至善，却是义外也。

文公聪明绝世，於此反有未审，何也？先生曰：文公精神气魄大，是他早年合下便要继往开来，故一向只就考索着述上用功。自中庸言之，学之弗能，问之弗知，思之弗得，辩之弗明，则亦何所行哉。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台湾商务印书馆，1999年11月，增订台一版第四刷，页869。阳明对《大学》的意见，如罗整庵来书所言，有对经传编辑的意见，也有对文义宗旨的意见。

[29] 这一段文字，是阳明讨论程颐及朱熹的性气说，程朱在此一议题的讨论上全然是存有论的思路，亦即是从概念关系说出一套形上学存有论的理论。本文以基本哲学问题分析法为研究方法，行文之际，涉及基本哲学问题的厘清者以基本哲学问题为标题，涉及文本诠释及版本意见及个人态度者，则不以基本哲学问题为标题。亦即孟子说工夫论而主义内，告子说价值意识的普遍原理而主义外，两边根本问题不同，孟告义外之辩正是问题错置导致误解的显例。而这个差异，就在他更重内心的工夫一面。

尤其是以尽心知性知天应为圣人事业，却被朱熹放在初学者工夫上说，必致生迷惘，这一段批评，是因为格物致知是工夫次第的开端，故而说是初学者，这也是对朱熹所说的正解，只是用在了阳明自己的系统後就不对路了而已。其实，章句补传不是重点，重点还是哲学诠释的立场。

又从实际上王阳明所争辩的问题来看，则多为朱熹工夫不得力的批评，这就又有属於朱熹谈工夫理论还是朱熹自己的工夫修养程度两种问题，阳明亦是混淆此两者。至於谈到阳明对朱熹个人的态度而言，反而多见阳明认同朱熹之说法，但却在理论上严厉批评朱熹，则阳明是否真在人格修养上十分同情朱熹，笔者也要置疑了。

存心养性事天者，学知利行，贤人之事也。王阳明则不然，自己创造新说，并依《大学》文句做创造性解释，两人对待《大学》的进路，一开始就不同。至於当代学者是造为新说之心切，导致薄於对哲学基本问题的分判。走到歧路处，有疑便问。至於将修身以俟解为困知勉行则又更为牵强了，理由是此时是以妖寿贰其心，以及尚未知有天命。今当反身用力，去短集长，庶几不堕一边耳《朱子文集·卷五十四·答项平父二》，页2550，台北：德富古籍丛刊，2000年2月。

[7] 谈阳明的形上学，有他的明显的工夫论旨背後所预设的部分，也有他被後学诠释而创造出来的部分，当然，更有他自己创作发言的部分，以下几段文字都使得阳明难以摆脱大陆学者说他是主观唯心论的形上学型态，参见：良知是造化的精灵，这些精灵，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皆从此出，真是与物无对。然大意在委曲调停，以明此学为重。

然尽心由於知性，致知在於格物。阳明硬是反对，则是在他的知行合一的架构下及工夫境界论合构的思维下所提出的，文本依据是《论语》。

求孝之理於其亲，则孝之理其果在於吾之心邪？抑果在於亲之身邪？假而果在於亲之身，则亲没之後，吾心遂无孝之理欤？见孺子之入井，必有恻隐之理。所以尽心知性知天是属於格物致知的层次。

7.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台北，三民。而阳明对弟子道通这一段谈话的态度是支持的，阳明也是要求弟子反求诸己即可，而勿议论前贤是非，至於阳明自己对朱陆之争的意见，在这段文字中却没有谈出来。阳明自己则主张求事事物物於吾心中。程伊川为程朱，即理学一派之先驱，而程明道则陆王，即心学一派之先驱也。

本文批评朱熹的格物说，是即物穷理，故而析心理为二，是告子义外之说。是则道体、性体、诚体、敬体、神体、仁体、乃至心体、一切皆一。

但是朱熹曾经反思自己用力在着述讲学时不能同时切己自修，意即没有去实践切进身边的当为之事，而王阳明即以朱熹所提修养不够的反省意见，说这就是朱熹最终走上了与自己相同的道路，亦即切己反思之实践，甚至发为《朱子晚年定论》之作，以证实朱熹有切己自修的实践，此事笔者亦不以为然。观其与吴涉礼论介甫之学云：为我尽达诸介甫，不有益於他，必有益於我也。

至於本体宇宙论，阳明确有唯心主义倾向的创作，以有别於道佛体系，这一部分倒是朱熹未及言之者[28]。对於阳明，人生的苦难磨练无一不是良知发动之後才得度过艰难的，他自幼聪颖过人，名物度数从来不是问题，倒是在道德实践的过程中遭受无限的痛苦，此时是否仍能坚持仁义之心才是真正的问题，因此坚持仁义的本体工夫才是他以为的先後之先，因此要求做本体工夫、提起主体（亦即致良知）意志才是他所关切的工夫实践之重点。

若是别人议论於我，则引别人以为师，正好自我砥砺，岂能反谤於师？ 以本文观之，阳明对朱熹个人修养是不做批评的，若有所批评，则是以针对理论为主。以下这段文字，是阳明针对朱熹的《孟子》文本诠释提出的批评意见。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即是气，程子谓：论性不论气，不备。参见： 先生曰：众人只说格物要依晦翁，何曾把他的说去用。

自後辨析日详，然亦日就支离决裂，旋复湮晦。到得德盛後，果忧道之不明，如孔子退修六籍，删繁就简，开示来学，亦大段不费甚考索。

（近期将出版於《天问》期刊中） [31] 《传习录中·答顾东桥书》 [32] 《传习录中·答罗整庵少宰书》 [33] 《传习录中·答罗整庵少宰书》 [34] 《传习录上·薛侃录》 [35] 《传习录中·启周道通书》 [36] 参见杜保瑞《南宋儒学》，台湾商务印书馆。王阳明却认为朱熹之说未免为二，未免为二之意是说不能达到全心如理的境界，以致此心此理仍是二事。

其必靠朱子以为定论者，盖由其必求与朱子归一之故。事天虽与天为二，然已真知天命之所在，但惟恭敬奉承之而已耳，若俟之云者，则尚未能真知天命之所在，犹有所俟者，故曰，所以立命，立者，创立之立，如立德、立言、立功、立名之类，凡言立者，皆是昔未尝有本始建立之谓，孔子所谓不知命，无以为君子者也，故曰此困知勉行，学者之事也。